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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、校園記者許紹萱報導】馬來西亞位處東南亞核心地帶，是多元種族國家，其中華人約佔人口比例三成，是第二大民族。為發掘這段東南亞華人移民史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陳國川帶著研究生，近十多年來透過田野調查墓碑及訪談耆老，還原早期華人社會開墾及生活面貌，探究海外華人建構地域社會的奮鬥歷程。

圖片來源：陳國川

目前在馬來西亞的700多萬華人，是從16世紀起，懷著改善家庭經濟的理想，攜親帶友自中國南方的福建、廣東等各省，離鄉背井到馬來半島開墾的移民後代，他們主要分布於吉隆坡（首都）、喬治市（檳城州）、怡保（霹靂州）、新山（柔佛州）、古晉（砂拉越州）、亞庇（沙巴州）和馬六甲市（馬六甲州）等各大城市，並一直活躍在經濟舞台上。

圖片來源：陳國川

墓仔埔也敢去 柔佛人的老朋友

陳國川教授長年深耕西馬南部的柔佛州，主要研究區包括龜咯、新山、文律等地，並漸及北馬霹靂州的太平地區。為了採集華人移民歷程的資料，每年平均到當地田野調查二至四次，每趟都待七到十天左右，「當地人幾乎都認識我！」陳國川教授笑著說。這位「墓仔埔也敢去」的學者，常遇到熱情民眾主動載他上山到墓園，也曾有當地的公司行號，看到他二話不說就出借珍貴史料。

由於早期華人移民少有文獻史料遺留，論證所需的資料主要來自田野。除了深入種植園訪問華人、馬來人園丘主之外，也翻山越嶺地走訪過各地義山，如龜咯山頂、北干那那華義山、太平福山等地。陳國川教授逐一將墓園裡所有墓碑拍照、編號，並根據墓碑上頭可辨識的資料，整理出墓主姓名、性別、祖籍、立碑年代、生卒年代等資料。他稱，從這些資料可以看出許多門道，例如：從合葬的妻子人數，可以推斷墓主當時的社經地位；或是了解墓主的祖籍、計算墓主的壽命；有些墓碑上還附有墓誌，可以推斷其維生方式的變遷、再移民的歷程及社會網絡的建構等。

柔佛地區的華人移民歷史背景

18世紀中國東南沿海地區，因土地贍養力飽和而產生人口外移的推力；反之，東南亞地區因歐洲人對熱帶經濟作物及礦物原料需求，創造發展熱帶栽培業和礦物採集的契機，對華人而言，移民當地具有「營商博利、勞力需求」等拉力。當時的華人，主要透過會黨、自由移民、契約勞工等途徑移民到馬來西亞。上層階級的華人移民，經營商品作物栽培與資源採集；下層階級的移民，有養家餬口的壓力，大多擔任契約勞工。

馬來西亞的柔佛地區，在1840年代華人大量移入之前，是一片浩瀚的原始森林，氣候高溫多雨，地形以緩坡丘陵為主，地勢平緩。河川眾多，且流域面積廣大，流量穩定。當時，柔佛地區隸屬於柔佛王國領土，因為柔佛蘇丹偏安廖內群島，柔佛地區委由「天猛公」（Temenggong，有「總督」之意）治理。「天猛公」在1833年創立「港主制度」（Kangchu System）掌握該區域的土地管轄權和海民控制權。「港主制度」是以河流流域為單位，給予一個華人港契（surat sungei），領有港契者即稱為港主（Kangchu），並擁有該河川流域的土地使用許可權。港主們獲得港契後，就會從中國華南地區招徠華人進入許可區內伐林墾地、建立種植園，積極擴散甘蜜與胡椒的栽培。

柔佛地區華人地域社會的建構

一般而言，港契多頒給具有「公司、頭家」身分的大港主，大港主提供開發資金與契約勞工，並壟斷產品購買權，控制產品蒐購價格，以及分配外銷的配額；港契許可地則由和大港主具血緣或地緣關係的「小港主」經營，小港主是實際主持開發和園丘生產的人物，指揮契約勞工栽培作物、組織運輸船隊輸出產品、購回日常用品，擁有維持治安和經營賭館、當舖、煙管和販賣酒類與豬肉等特許權，需向天猛公繳納定額年貢、向新加坡或麻六甲的頭家或公司繳賭博稅、酒稅和鴉片煙稅等。

勞動力則有「自由移民」及「契約勞工」兩種，是生活服務、市街建設與園丘開發的人力來源。「自由移民」是自行購買船票，渡洋南下到新加坡後，因為和港主有血緣或地緣關係，透過港主的介紹，從事園丘管理人員、經營雜貨店、運輸船隊船工、在港腳聚落幫傭、店員或學徒等工作；而來自華南等地的「契約勞工」，又稱新客或豬仔、苦力，是在廈門、汕頭、香港等港口，被移民掮客誘拐、迷騙到新加坡，後被「賣」到柔佛的開發種植園工作者，薪水微薄，還得扣除金額抵債、分攤港主的貢稅，境遇悽慘。

華人移民們通常依照祖籍聚合，以柔佛地區的新山為例，移民該地的華人主要來自廣府、福建、潮州、瓊州、客家、福州、興化等地，他們依相同語言、信仰和生活習慣，形成「幫群」。當時常見的行業中，洋貨、枋廊、京菓糧雜、柴炭主要都由潮州幫群經營，橡膠收購、家私等主要由福建幫群經營，酒樓煮炒、金飾、輪胎、修機車腳車、人力車等主要由興化幫群經營。

在鄉村地區，以柔佛地區的漁村龜咯為例，華人聚落分布在龜咯港腳、咸水港港腳和龜咯山頂三地。來自潮州跟詔安的華人移民，多擁有豐富的務農經驗和技術，也具備土地投資和經營的技能，多集中於龜咯山頂和咸水港港腳，從事園丘經營、貨物運出和商店服務等；而來自金門和同安的華人移民，因習於販洋、行賈、工匠、曬鹽、養殖與捕魚等工作，主要集中於龜咯港腳，從事漁業和各種商販活動。

華人移民的湧入，不只影響了大馬當地的產業活動，也在宗教信仰和教育推展方面帶來顯著的改變：在柔佛地區園丘區建立了大量的宮廟，各幫群的信仰也趨向融和，包含潮州人祭拜的元天上帝、客家人祭拜的感天大帝、瓊州人祭拜的趙大元帥、福建人祭拜的洪仙大帝、廣府人祭拜的華光大帝等；另外，華人移民積極創建學校，推動各族群的共同教育，商人們也捐款造福學子。例如，在1920年到1928年期間，新山各幫群的商人們踴躍捐款給寬柔學校，其中，以潮州幫群「出手最大」，共捐了44次、總金額3859.12。

研究成果：驗證大馬華人移民社群的原鄉論與地域社會

從龜咯開埠初期自由移民的祖籍分布和就業取向，到馬來屬邦時代龜咯三聚落華人祖籍重組及其維生方式，陳國川教授的研究，驗證了「原鄉論」的核心概念－「移民原鄉的生活方式和養成的生活技能，是移民選擇落腳地點的主要因素」，應可適用於馬來西亞的華人移民社會。

另外，馬來西亞是一個多元族群的國家，具有複合區域的特質，陳國川教授也發現，自從華人移入龜咯後，藉由社會空間塑造以及後來的重組過程，對該國的國家政策和環境制約等層面，產生許多影響。他認為，要掌握複合區域的區域特性，應當從「地域社會」所提到的國家與環境交互作用的觀點出發。

原文連結：http://pr.ntnu.edu.tw/news/index.php?mode=data&id=18166